本文以清代潮帮侨批业为个案，截取１７７５年～１８９０年前后，即乾隆三十九年西班牙首发国际双柱法定银洋，至清光绪十六年首发“光绪元宝”这大约一个世纪前后的时间，就潮帮侨批业对我国原始金融市场的促进与贡献，进行讨论探索，试图从中理出一些历史经验与教训，提供借鉴，并以此一己之见，不揣浅陋，就教方家。

从金融业之发生和发展的观点看，清代潮帮侨批业是一笔集腋成裘的巨额流动资本，也是一股足以操持“商贸互动”“盈亏互补”的强大资力。其最大的贡献在于：当清廷处于封关锁国的年代，它率先在我国和东南亚之间，“凿”开了一道商贸的“运河”，让觉醒的“红头船”劈波斩浪，涌进世界的经济大潮；当市场处于外国银洋充斥的年代，它实践萌发了管理的理念，让地方金融市场免遭其害，进而推进国家原始金融业的诞生，并逐步走向成熟。

首先，必须从西班牙首发国际双柱银洋说起。公元１７７５年，老牌殖民者西班牙于国际首发一批在其殖民地墨西哥铸造的法币(机制)——双柱银洋。因其图案“一面绘双柱，一面绘国王头像”故名。这是国际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它标帜着“物物交易”的金融闭塞时代从此被彻底埋葬！但在此之前，西班牙实际上已经发行了两次货币(非法定货币)。第一次大约在我国明朝的中末叶，那是用人工打制的“里亚尔”，即俗称“切割银”。“切割银”是一种可以视交易需要而随意切断的薄片“银饼”，潮人据其形状称之为“锄头支”。其图案“一面绘皇冠，一面绘十字架”；第二次在公元１７３２年，用螺旋压印机压印的所谓“花边双柱地球”银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纵观这三次发行的银洋，其成色９０．３％，面值１／２Ｒ、１Ｒ、２Ｒ、４Ｒ、８Ｒ，都是如此之一致。而且仅系在其殖民地墨西哥制造的。本来，按其规矩，前两次发行的银洋，只能限于在其殖民地范围内行使，但必须关注的是，我国东南沿海，如浙江的宁波港、福建的泉州港、漳州月港、广东粤东的樟林港，却一样通行无阻。可见其金融侵略的蓄谋之久，其野心膨胀之恶，已到达了如此地步！

但是，话又必须说回来。自明万历中叶至清乾隆末叶，这大约２００年期间，正值漳州月港中落，而粤东樟林港崛起的一段“潮帮商贸日旺，移民日增”的黄金时期。据福建名士张燮《东西洋考》记述，至乾隆末年，日趋衰落的月港，“每年流入西班牙‘切割银’，至少仍以２６万两以上计”，而“毗邻商贸批业呈旺之樟林港，无疑累以倍增”。张燮的话一点没有错。樟林港自乾隆十二年(公元１７４６年)，正式“解除”海禁，清廷特诏“准商人领照到暹罗贩运大米”，商人纷纷造船出海以来，不多久时间，便一跃而成为粤东的“通洋总汇”——对外贸易和移民的重要口岸，成为闽西南，赣东南和粤东的一片热土。其时的贸易情况，正如乾隆名宿黄蟾桂在《晏海渺论》中所描述那样，“商船六十余号，各载糖包满载，每船载三千至四千包，连船身计，一船值银数万两。”由此略见一斑。